《儒典》是中国古代儒学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包含经解、义理、志传三个分典，共1816册、4789卷，集中体现儒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脉络，被誉为“系统丰富、蔚为壮观的精华之典、传世之典”。
《儒典》面世，引发全社会热烈反响。近日，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专访《儒典》责编之一，山东出版传媒“金牌编辑”、齐鲁书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刘强，解读《儒典》成书经过及价值意义。
完成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提问：能请您先介绍下您的这个团队吗？您主要负责哪些部分的编辑工作？
刘强：《儒典》的工作团队主要包括组织、学术和出版三个方面。我所在的“出版部”，是在“编辑部”确定书目后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包括与典籍收藏地联系、在“编辑部”的支持下从不同版本典籍里优中选优、出版方面的系列工作等。出版方面工作，是在山东出版集团和山东出版传媒的领导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共同负责并完成的。我工作的齐鲁书社负责《儒典》中“义理典”（对儒学言论体系进行阐发和延伸）和“志传典”（对儒学理论和学者学术谱系进行探讨和研读）两部分，共计69种典籍的编辑出版工作。
提问：对于这样一套大部头作品，能否请您谈谈编辑经过，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难题？
刘强：《儒典》的编辑工作是紧凑且繁重的。首先，受疫情影响，以上海为例，一些场馆在今年6月还处于闭馆状态，工作人员居家办公，无法入馆协助查阅资料，我们在选书等环节上花费了过长时间，对工作进度造成一定影响。其次是对于古籍保护和开发利用在实践中还存在脱节或者说衔接不畅的问题。比如部分书目从我们提出使用申请到对方同意使用，需要经过多次讨论、审批、会签等流程，给工作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有的典籍可能合作方同意使用了，却发现典籍的现实状况不理想或者不是最理想的版本，就要再来遴选、再走一趟程序。第三时间紧，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出版工作来说，不同书目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有人曾说，10个月内完成这套书的出版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最终克服困难，如期完成。
提问：请问您是如何进行编辑遴选工作的？还有遗憾的部分吗？
刘强：在具体书目遴选方面，在学术专家的指导下，我们主要采取“大浪淘沙”的方式。首先由“学术委员会”和“编辑部”确定书目，之后编辑们会依照书目去各大收藏地，如博物馆、图书馆、文保机构等进行对接，通过书目索引挑选出一定数量的相关版本，再逐渐缩小选择圈子，比对、遴选……依次精简。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选定合适的“版本”，这是全部工作的基础，版本选好了，后面的工作就可以水到渠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版面干净的典籍版本就好，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遗憾肯定会有。目前来说，有少量版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取最优版，不过这属于个别情况。同时，我们觉得有的地方还可以更精细化一些，部分工作环节也没有做到足够细致。
提问：那有没有您特别推荐的部分呢？
刘强：这里边有一些版本，从专业角度来说是非常值得推荐。《儒典》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版本在此前没影印过，也可以说这些版本在《儒典》出版之前没有或很少进入大众视野，这部分我认为非常值得儒学爱好者去研究、品读。另外，有一些版本非常精美，且从规模来讲不算大，满足了大众阅读儒学精品的需求，比如《陋巷志》《孔子家语》等。再比如《温公家范》，这本书在古代可能是以一种“口袋书”形式存在的，有家风家教方面的意味，小而精，十分有趣。
《儒典》面世的意义在哪里
提问：《儒典》此次面世的意义，能请您谈谈吗？
刘强：从学术研究和社会层面来说，我想至少有四重意义。一是补缺，《儒典》填补了儒学思想体系方面的空白。儒学自孔子至今有2000余年历史，历朝历代的大儒对儒学的阐发和论述从未中断，形成了儒家文化独有的完整思想体系，这种体系迫切需要一套严谨正规、权威完整的文献来承载和体现。
二是正名，山东是儒家文化发祥地和主阵地。近年来，我省十分重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建立了一系列大型学术和文化平台，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圣境等，平台建设客观上需要大量资料去打牢“地基”。《儒典》的面世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使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祥地的称呼更名正言顺了。
三是培根，“论从史出”，对学术研究来说，严谨的资料支撑和良好的版本支撑是很有必要的。《儒典》经过严格遴选和精心编制，能为今后的儒学研究和文献建设提供很好的借鉴，也能为哲学、文献学等方面研究提供极大助力。
四是立范，近年，社会上对儒家文化的呼吁和提倡越来越多，以儒家学说为支撑的研学活动也在增多。《儒典》的出版，使得相应的文化活动变得“有章可循”，都能从《儒典》中找到思想依据。
提问：建议大众怎么读《儒典》？
刘强：这套书对任何人来说，把它全读下来都是很难的，也不现实。那应该怎么读呢？我认为首先应该从挑选自己适合的部分入手。《儒典》的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其特色，既有大而全的，又有小而精的，在阅读时，我会推荐大家从小而精的部分开始读，由浅入深，并针对自己不同的需要去进行选择和甄别。同时，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阅读水平，有一定的兴趣，又能读得懂、读得下去，这就是很好的开始。
提问：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吗？还是暂告一段落。
刘强：作为“齐鲁文库”的一部分，从总体来说，对《儒典》本身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但是围绕《儒典》开展的各类延伸工作还会继续。比如数字化，比如推出便携本，以及增加标点和注释的版本等。
古籍出版工作需要有人传承和发扬
提问：您多年来一直从事古籍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能否请您谈谈这份工作呢？
刘强：首先是枯燥。需要编辑坐得住，持续不断地对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也需要丰富的思想理论基础。一页古籍的整理工作背后可能需要几本甚至几十本典籍作为支撑，“皓首穷经”对于古籍工作者来说并不夸张。我们的工作大部分无法通过经济效益来衡量，无法量化评价，需要有一定的信念来坚守。
其次，前景仍不算乐观。信息化时代，古籍整理工作在效率上很难进行相应的“提速”，导致在整体进展上无法同社会的整体进程相匹配。人才缺乏同样限制了工作开展，可以说，相对精简的人员构成相比汗牛充栋的典籍总量来说是不匹配的。
第三，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必要性。我们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整理典籍，是一代代中国人接续不断的文化传承责任，也是一个时代的使命和担当。虽然这项工作是艰难的，但从国家、从民族来讲，一定得有人干。好在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针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政策，从整个业态层面去理顺和突破一些东西，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
提问：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做？
刘强：近年，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手段，以《唐宫夜宴》《只此青绿》为代表的舞蹈艺术，以《芈月传》为代表的优秀影视剧得到了大众的好评，而事实上它们的素材和灵感，或直接来自古籍，或与古籍相关，可以说古籍在基础层面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典籍本身。我们不仅要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之所在，也要以科学的方法推动传统的东西向现代社会有序地转化和流通，让大众不仅把古籍读顺、读通，还要把文化念正、念全。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实习生 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