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王玉珏的小说，有一种独特而温暖的体验。独特更多的源自他独具匠心的情节构思和简洁有力的语言叙述；温暖却来自他对笔下人物的理解、宽厚和悲悯。王玉珏的小说创作，与其生活阅历和个人经验息息相关，军旅生涯、驻村书记、杂志编辑……丰富的社会经历赋予了他洞察生活真相、体味人性本真和练达人情世故的开阔视野。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早期的军旅题材小说，如《孤芳》《英雄地带》等，还是后来的家庭伦理、城市生活题材小说，如《恐高》《月亮之上》等，以及新近的城乡题材小说《泱泱》等，王玉珏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是人，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特别是那些身处现实和精神双重重压下的人。王玉珏书写了这些人的忧惧、苦楚与困境，难得的是，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王玉珏没有简单地通过稀释苦难或通融绝境，为深陷困境的主人公寻找出路，而是以柔软之笔竭力寻找与捕捉那些被困厄和痛苦所激发的人性深处闪烁的亮光或高蹈的诗意，以此作为人生的亮光和出口，给人以希望与温暖。这一鲜明特征，自始至终贯穿于王玉珏不同时期的作品。归根结底，这源自王玉珏对文学的热爱和信赖，正如他所言，“文学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我作为个体与世界相处的一种姿态”。本文所评论的《人字梯》正是这样一篇小说。
小说甫始，正值亲家升官、外孙女抓周，一家人举杯庆贺之际，接到侄子铁军的电话得知弟弟明义不慎坠楼生命垂危，“我”和女儿苗苗毫不犹豫地离席奔赴明义所在的县城，“明知道来不及也是要去一趟的”。对比大姐和二哥的行动迟缓，“我”对弟弟明义的感情之深跃然纸上。而与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兄弟情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与铁军的生疏，生疏到十几年没有通过话。一亲一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既设置了悬念，为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又形成了贯彻小说始终的文本张力，在看似不相容的情感矛盾叙写中，令更多潜在的文本信息得以彰显，丰富了小说的内涵。
过大桥时因为堵车，“我”和苗苗被迫滞留在桥面，堵了大半晚上。期间，铁军又打来电话，口气生硬而不耐烦地告知父亲明义已经推到太平间了，让明天再来。也在此时，小说借助苗苗之口提出对弟弟之死的质疑：“又不是没电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几个台阶还能摔死人？奇了怪了。”苗苗的质疑，既是“我”的质疑，也是读者的质疑。至此，小说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呼之欲出，弟弟明义的死亡真相及原因是明线，“我”与铁军的情感关系是暗线，而把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并推动故事进展的主人公则是明义这一关键人物。
一
弟弟明义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到了铁军家奔丧，“我”才从铁军老丈人口中得知明义是在自家楼道防火门外步行楼梯口那儿，踩着一把人字梯爬到天花板上修灯泡时，没站稳摔死的。“我”明白了，毕竟因罹患脑瘤素日连平路都走不好的明义，竟然自不量力要去修灯泡。“逞能”二字，似乎已道尽了明义的死因。
尽管如此，丧礼现场的陌生人常叔仍然引发了“我”的注意。明明是“我”不认识的人，常叔却迎来送往、递烟倒茶，“一副自己人的样子”。而他跟铁军妈“咬着耳朵说话，嘴几乎贴到了脸上”那种异常亲密的举止，更是让“我”起了疑心。尽管铁军媳妇小玲告知常叔是邻居，两家常互帮互助，不久前常叔老伴去世时她们也帮过不少忙。这回答却未能消除“我”对铁军妈和常叔的猜忌。
后来，“我”外出买烟时又从保洁那里无意中得知明义曾在楼道里抽烟引发火灾，竟然被铁军动手打了。铁军动手打父亲的信息，已令“我”惊骇。接着，保洁又笃定地告知铁军家楼道的声控灯昨天下午没坏。种种境况，令弟弟的死因愈加扑朔迷离；“我”对弟弟死亡也愈发疑窦丛生。铁军妈和铁军，都成为“我”的怀疑对象。
晚上，趁着大姐到来，缓解着白日里尴尬生冷的气氛之时，“我”借着抽烟，假装随意问起明义抽烟引发楼道火灾的事宜。结果铁军妈不仅讲述了火灾的经过，连同铁军动手打明义的事实也道出。尽管铁军妈跟着解释铁军是在“气头上”，“不过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我”却内心越发惶恐。虽然“气头上”似乎可以理解，但毕竟“人在气头上会失去理性，如同魔鬼附身”，而“人性都有黑洞和深渊，黑不见底，深不可测”。铁军会是那个被魔鬼掌控了的人吗？
和大姐一起回酒店的路上，“我”又从铁军丈人口中得知明义屡屡让家庭陷入困境。明义脑瘤引发的一身重病，不光吃药还天天跑医院，既花钱又费人力，使得原本清贫的家庭屡屡捉襟见肘。铁军丈人以此断言，明义走了不仅自己解脱，大家也都跟着解脱了。明义的境况引发了常年伺候尿毒症丈夫的大姐极深的共鸣。大姐感同身受，不仅赞同“解脱”一说，还特别提到铁军妈的不易，并言及明义走了，铁军妈还可趁着年轻再往前走一步。大姐这种顾影自怜的喟叹，却无意中加剧了“我”对铁军妈的疑虑。
第三天上午，明义按照既定的风俗，下葬，立碑，入土。大姐和二哥皆打道回府，“我”却坐立难安。毕竟，至此弟弟的死亡真相仍旧模糊一团。“我”满腹疑惑，却毫无头绪。实情虽如大姐等人所言，明义的死让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解脱了。但“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释怀，因为“明义是我的亲弟弟，比亲弟弟还要亲一倍的弟弟，一条命掰成两条命的那种亲弟弟”，所以“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为了弄清楚明义的死因，再三坚持之下铁军终于答应次日一早送“我”回老家看望亲戚，以此为借口，预留一个两人对话的单独空间。回老家的路上，“我”单刀直入询问明义的死因，“他到底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还是被别人推下来的”。为此，“我”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是前者，哪怕铁军暴跳如雷，把“我”骂的狗血喷头，“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是后者，明知道不管那个魔鬼是铁军还是铁军妈，“我”都不能把他们怎样，可唯有弄清真相，“我”才能心安，明义才能入土为安。在铁军惨白的脸色中，“我”得知了真相，出乎意料的真相。明义既不是不下心摔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推下来的，而是自己跳下来的。原来明义是自寻短见。“我”想到了无数可能，却唯独没有料到真相原是如此。
一向怕给人添麻烦的明义，为了让自己彻底摔死，绞尽脑汁地留下了那把人字梯，又费尽气力把它从墙角拖到楼梯口，而后“他是专门爬上去，爬上去就是为了跳下来，把自己摔死”。真相是这么直接，短促，残酷，又有些温暖。这些许温暖来自明义的自始至终的善意。作者抽茧剥丝般，层层渲染，至此，弟弟的死亡似乎真相大白。
二
行笔至此，不得不谈及小说的暗线，即“我”与铁军的情感关系。小说三分之二的篇章里，都充斥着“我”与铁军的不和。铁军对“我”这个三伯的抗拒、无礼和不耐烦，时不时从字里行间晕染而出，连见面不久的铁军丈人都明显感受到了铁军对“我”的冲撞和粗鲁。为什么铁军会对“我”如此冷漠？仅就明义葬礼期间而言，对比大姐的急促、二哥的淡漠，“我”对明义的深厚情义昭然若揭。原来，这一切都因为明义，因为明义的脑瘤。此间作者叙述的高明之处在于，借助着“脑瘤”这一关键语素，用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法，把明义从得脑瘤到治脑瘤的始末完整呈现出来，并在呈现中穿插进诸多人物情感和心理的纠结、矛盾和变化。正是这些纠结与矛盾，使得故事的讲述和情节的进展不再平铺直述寡淡无味，而是合情合理严丝合缝，同时也让我们读者了解了“我”与铁军的各自难以释怀的“心结”，以及这“心结”的婉转动人之处，从而对小说中每个人的遭际都予以深切地共情。这不仅是作者叙述技巧的高超，更是作者的悲悯所在。
面对铁军不冷不热的脸，“我”倍觉委屈。不能不委屈，想起过往“我”对明义的种种关切和照顾，这不仅没有换来铁军的理解和感恩，反而招致他的怨恨和反感；再想起为了缓和二人的龃龉，这些年，“我”身为长辈，不惜多次热脸贴铁军的冷屁股，可迎来地仍旧铁军的厌嫌，“我”便难以释怀。“我”也只好用冷淡来武装自己，装作不在乎，只是每念及此，“我”内心的委屈和疼痛都奔涌而出，而这种委屈也只能郁结在心里，无人可诉无处可说。正如小说中“我”的诘问，“我觉得我做的可以了，就算之前有些地方没仁至义尽，又怎样呢，还能怎么样呢？我一个长辈”。
“有些地方没仁至义尽”指的正是“我”在明义第二次开颅手术时的拒绝。这拒绝原本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兄弟俩已各自成家立业了嘛。但对比明义第一次开颅手术时“我”的全力以赴、对比“我”与明义同卵双胞胎的兄弟情义，“我”的拒绝就显得漠然而不可原宥了。“我”的确有自己的难处。这难处首先来自明义在省城第一次手术时的种种遭际及“我”所承受的压力，用小说中的原话来说，明义开了一次颅，“我把我自己，把自己的家都差点搭进去了”。“我”不仅承担了高额的手术费用，更重要地是承受着手术万一失败的惊恐和重压。此外，明义手术前后的两个多月除了医院，都住在“我”家里，为此“我”和苗苗妈差点闹到离婚的境地。每念及此，心有余悸的“我”，终于狠狠心，以“我年纪也一大把了，有家有小，折腾不起”为由拒绝了铁军的请求。正是这拒绝，让铁军伤心失望了。明义回市里动手术时，“我”倾尽所有主动拿出十万元，但被铁军拒绝了，“人得有志气，不能不要脸”，拒绝得干脆利索又决绝。自此，铁军与“我”老死不相往来了。这是“我”与铁军不和的始末。
然而，“我”拒绝铁军的原因果真如此吗？能说得出口的缘由虽是如此，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委屈的直接缘由是铁军不念旧情，“记了我的仇”。即使在明义第二次手术期间，对比大姐的爱莫能助，二哥的窘困无奈，“我”的慷慨解囊也算得上有情有义了，可铁军仍旧“唯独就记了我的仇”。铁军的记仇，让“我”内心充满委屈、愤懑和沉重的无奈。如果能预料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会拒绝铁军吗？实际上，“我”仍然会。虽然表面原因是自己家有老小，又年事已高，难以再次承受明义在省城动手术带来的种种压力和不便。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自己“心里这一关过不去”，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承担起救护明义的重任，“我”早已不堪重负，忍不住再三质疑“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明义第一次手术时，尽管大姐和二哥的条件能力都不差，爹却把明义单独交给了“我”，因为“我”与明义是双胞胎，是长得一模一样、有些心灵感应的同卵双胞胎。所以姐弟三个里头，必须是“我”。爹这么觉得，大姐、二哥也这么觉得，他们这么觉得，“我”认了，但是铁军居然也这么觉得，“我”内心深处压抑已久得不满终于蓬勃爆发了！“为什么是我？”仅仅因为“我”与明义长了一模一样的脸，因为我们基因相似度高达99.9%？所有人都认定我们是“一条命掰成的两条命，他中有我，我中有他，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然而原本你我不分的两个人，却仅仅因为那0.1%的不同，家族遗产的脑瘤选中了明义，致使原本比“我”聪明的明义，成了最惨最贱的农民；“我”却成了大学教授。如果不是那该死的0.1%，明义就不会是一个又聋又瞎又瘸的废人，而是比“我”更厉害体面的人。正因此，所有人都认定“我”应该承担起明义的不幸，父辈如此，同辈如此，子辈又如此；第一次手术如此，第二次手术又是如此。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认定“我”的责无旁贷，却没有人在意“我”是否心甘情愿地承担，是否有足够的条件能力来承担？他们这种一味地把义务强加给“我”的硬性指定，让“我”反感、叛逆和恼怒。“我”要怎样，他们才能体谅“我”的难处和不易，难不成“我”也长一个脑瘤，变成另一个明义？
同样的，小说中铁军对“我”的那些莫名的仇视和敌意，也不只是因为那次“我”没答应让明义来省城做手术，而是源自内心深处对这个跟他爸长着一模一样的脸，却有着截然不同人生遭际的三伯的嫉妒、不满和怨愤。这样的怨愤又怎样说得出口呢？明明是“一条命掰成的两条命”，因为那0.1%的偶然，现在“一个往天上飞，一个在烂泥里爬”，三伯过得体面而有尊严，父亲却如虫豸般苟且偷生；不仅父亲这一辈子在烂泥里爬，铁军连同子女，都要摸爬滚打在泥土里。如果这是命，可与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三伯为什么那么好命？对铁军而言，命运是何等的无情而不公！因父亲脑瘤带来的苦难和贫穷，让铁军饱受伤害和屈辱，以致于“懂事以后那张脸就永远是冷铁一块”。在对命运的无边质疑和悲愤中，铁军依仗所谓的“志气”，稍稍释放命运残酷拨弄带来的伤害；借着酒气怒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略微表达对命运不公的抗拒；坚守对三伯的冷漠，舒缓着内心的苦闷和疑虑。毕竟可这伤害与屈辱无处所说无人可说，只能咬着牙关去迎接，因为这是命啊。
谁又能跟命运抗争呢？铁军的委屈、愤懑和沉重的无奈与“我”不相上下。同样的感受着命运的愤懑不公和委屈不平，“我”与铁军这对伯侄却没能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反而十几年间一直处于敌视的对立状态。面对命运的戏弄，“我”选择了忍气吞声，铁军却选择了沉默抗拒。
三
得知明义的死亡真相，尽管满怀对弟弟的疼惜和不舍，“我”终究释然了。“我”庆幸明义自己选择了死亡，而不是被预谋杀害。至于明义为什么死？答案不言而喻，在“我”看来，明义“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受罪，都是生不如死”，况且“每个人都嫌他多余，嫌他碍事，嫌他麻烦，这个人要开颅，要吃药，要住院，要花钱，要搭功夫。”因此，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认为死亡对明义来说是一种解脱。明义的死亡，让“我”也愈发确信看淡人情世故未尝不是另一种解脱，毕竟“命如草芥，人情如纸，自己的生老病死还不顾不过来呢，哪还有工夫管别人”。
念及此，“我”决定终止老家之行，迅速而决绝地离去。没有了明义这一羁绊，铁军“跟我也就没什么关系了，见面的必要都没有”；回乡下看亲戚，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有什么意义呢”。离开，回家，是最好的选择。至此，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在这个充满悲情的伤感故事中，生的艰辛与死的挣扎，早已力透纸背，动人心弦。然而，作者却以慈悲之心令故事的走向来了一个大反转，赋予了故事一个温暖的结局，不仅故事的纵深呈现更加精彩，也给我们读者留下了更多思悟和感怀的空间。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则是明义，明义的温暖令“我”和铁军重新温习了亲情、友善、真诚的朴素涵义，最终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自然，这一切仍旧围绕着明义的死亡展开。
尘埃落定后，“我”坐着铁军的车回酒店收拾行礼准备回家。许是在“我”煞费苦心地追逼审问中，铁军感受到了“我”对明义的关切吧，就是在这短短的途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铁军的善意和温暖。铁军不仅主动提出送“我”回省城，且向“我”讲述了明义上个月试图去看“我”的经过。铁军说，为了能在临死前与多年不曾谋面的“我”能见最后一面，又聋又瘸又瞎的明义瞒着铁军出门了，尽管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可惜明义仍因提前下车未能如愿达到，不得已打电话让铁军接回了家。铁军接着诉说着明义的死亡预谋，在这预谋中，明义想得全是别人——想着与“我”告别，想着铁军妈渴慕的那双皮鞋，想着缓和铁军与“我”的过节……说着说着，铁军这个有泪不轻弹的小伙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这痛哭既让“我”深刻感受到铁军对父亲的留恋与思念，也让“我”看到了铁军柔情和脆弱的一面。也许，在那一刻，“我”理解了铁军。当明义默默地领受了那个脑瘤所赐的“人生运气”时，铁军却选择了对命运执拗地反抗，尽管这反抗是如此无力，这执拗让人不适，却也让人心疼。因为只有依靠着这份异乎寻常的执拗，即铁军岳父口中的“轴”和“犟”，铁军才得以竭尽所能地给予了残疾父亲最好的守护。
随即，“我”又从铁军的哽咽中得知，明义选择死亡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认定的“不想活了才去死的，活不下去才去死的”死亡解脱说，因为明义“早就解脱了”，“早就解脱了”的明义之所以拖拖拉拉地活了这么多年，“他是怕我们解脱不了”。活着还是死亡，对于“那么贱的一条命，那么好的一副脾气”的明义来说，不是一个难以选择的命题，命题的答案仅仅取决于“我们”这些亲人解脱与否。
此时，铁军又主动提起带父亲去省城找“我”的往事，说起明义的不肯，“他说你都已经救过他一命了，不能没完没了”；又说起这些年明义对“我”的想念，看望“我”无功而返的途中，明义一反少言寡语和忌惮铁军的常态，一路上不停地讲述着我们双胞胎兄弟情投意合的亲密往事，尤其强调了“我”对明义的各种好。闻听至此，“我”心潮难平，差点落泪：原以为没有人看到“我”的付出和委屈，实则明义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把“我”当作救命恩人；原以为所有人都觉得“我”责无旁贷地应担负起治疗明义脑瘤的重任，实则明义一直反对再给“我”添麻烦；原以为“我”的拒绝不仅惹恼了铁军，定也令明义失望，实则明义自始至终只记得“我”的恩情，自动过滤了他曾经对“我”的种种好。那一瞬间，“我”被明义彻底打动了，不再错把遭遇的种种都看作世态炎凉，重新燃起了拥抱人世的热情和激昂。因此，“我”又重新返回了老家。
回归老家的“我”彻底褪却浮华，挣脱了名利权情的种种世俗束缚，蜕变为当初的那个与明义亲密无间有着少年心性的自己，与亲朋好友敞开了喝，“喝了酒又是哭又是唱的”，烂醉如泥后留宿在了乡间。多少年了，在城市繁华中沉浮打拼的“我”，终于得以在故乡尽情开怀畅饮，彻底放空自己，不再是窦教授，不再顾忌血压高，甚至连酒量不行都顾不上。此间真我性情的自然流露，淳朴人性的徐徐铺展，是弟弟明义给予“我”最好的礼物。也许，就在那个瞬间“我”已明白明义虽身残多年，却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相比之下，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尽管身体康泰，内心却在世俗名利浸染中扭曲变形。因此，回城的路上，“我”执意学着明义在省道路边拦截回省城的车，“我”想重温明义当时的心境。也是在这等车的间隙里，“我”终于艰难地向铁军吐露当年拒绝他们父子的真正原因——当时自己因为与系里一个女研究生有了男女作风问题，正处于苗苗妈的离婚考察期。这么多年了，“我”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破败不堪的过往，终于放下重负向铁军吐露了心底不可告人的隐秘，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通透。铁军也终于知晓这个他耿耿于怀了多年的三伯，并非是那个想象中富足尊贵的三伯，也有着虫豸软弱的一面，那一面像极了父亲明义。至此，“我”当年拒绝明义父子的缘由才通盘托出。
明义的重情重义唤醒了“我”的率性与真诚；而“我”的坦诚与直白，又赢得了铁军的信任。小说结尾处，铁军也终于敞开心扉，向“我”倾诉了自己亲眼目睹父亲明义坠楼而亡的残酷情景以及这死亡背后萦绕不散的明义的温暖。在得知小玲怀孕二胎、常叔妻子去世后，明义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铁军和铁军妈都能“好好的”了。“我”与铁军彼此开诚布公，那道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坚冰终于化开了。
小说中弟弟明义虽然从未正面出场，他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都是借由其他人物道出，然而却是小说中当仁不让的第一主人公。因为整篇小说是围绕着明义的死亡展开的，不仅他的死亡真相与死亡原因促成了小说情节的演进和变化；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也切实影响和改变了“我”和铁军的心境及关系走向，启迪着我们反思过往，温暖着我们展望未来。明义的命运是卑微的，甚至悲情的，但他却绝不狭隘，亦不局限，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心。明义医治好了“我”和铁军的焦虑与迷失、困局和病灶，让我们能以更开阔的心胸、更健康的心态继续往下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选择了那把促成明义死亡的人字梯作为小说的题目。“人字梯”在小说中一语双关，既是一个关键的道具，也寓意着每个由一撇一捺构成的“人”之生存的不易。因此，《人字梯》不仅一部有关家庭伦理的小说，更是一部揭示现代人生境遇的小说。
（本文刊于2022年第6期《百家评论》；《人字梯》发表于《江南》2022年第1期，《小说选刊》2022年第3期转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2年第3期转载，《小说月报·大字版》2022年第3期转载，《作品与争鸣》2022年第4期转载，入选“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2022年第1期专家推荐榜单。）
作者简介
任相梅，女，文学博士，山东省第三批签约文艺评论家，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专著《陈映真论》，40余篇文章散见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南方文坛》《文艺报》等纸媒，代表作有《高原的呐喊——评张炜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比红烧肉还要好看》《1930年代的艾青》等。曾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市厅级课题13项，参与编写文学经典书系2部。多次获日照市社科成果一等奖、日照市文艺奖等。
来源：泉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