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刻度轴上对历史展开追忆，以古鉴今，是许多人学习历史的方式，但通过地理认识历史未尝不是一种思路。日前，《大地中国》新书分享会举办。该书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雅特聘教授韩茂莉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晓珊等专家学者，为读者朋友们开启了一次跨越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壮游。
从新的视角了解历史
如果说学习历史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思维的深度，那么了解地理则让人们拓宽视野的广度。在历史基础上对地理有更深入了解，人们便往往更容易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根源、走向与结果。
对很多人来说，历史地理学略显陌生，因为历史学、地理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常见的历史叙述多以时间为线索，空间在其中是架空状态，常常被忽略。然而，任何历史过程的展开、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登场，都无法脱离具体的地理空间，而且历史的脉络往往能够在地理空间中找到更深层次的逻辑。历史地理学并非将两门学科杂糅，而是提供多维度观察、学习历史的思路和方法。
“很多历史事件只有加入地理因素后，才能完整明白其中道理。历史是一个侧面，地理也是一个侧面，合起来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唐晓峰认为。韩茂莉撰写的《大地中国》，正是一部历史地理通识读本，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讲述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故事，为读者开辟了另一种历史观。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工作已逾40年，《大地中国》是韩茂莉第一本写给大众的历史地理通识，“《大地中国》在表述方式上的一个特征便是将一种学术语言转变为大众语言。面向大众读者的读物与专业性的历史地理研究文献有所不同。通识读物更多是在现有研究成果已经形成结论的基础之上把复杂的论证过程省略，留下其中我们最能够接受的已经完成讨论的结果。”
研究人类活动的结果
人物和环境之间互动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大地中国》的研究内容。如果将一件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喻为戏剧，那么地理空间上的土地便是最广阔的舞台。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在土地上耕作，改变了大地的模样，让山川换容颜，中华大地便是他们的大舞台。与此同时，地理环境也对人们的生活习惯、精神面貌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一场战争的成败，也会影响着一代代英雄人物、风云儿女的命运。
“谈到历史，我们总要说到过去的人与事，而这一切最终要落在大地上。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到，在历史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地理。”韩茂莉表示。
中国文化遗迹众多，历史地理研究也涉及众多方向。韩茂莉从中选取了26个核心问题，涉及农业文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以时间为纵轴，以地理空间为横轴，呈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根据大地上由人类活动形成的各类结果，可以对书中的这些选题进行分类。活动现场，韩茂莉一一进行介绍，第一类是大地上原本就有的包括山地、河流等自然环境，讨论其形成、发展规律；第二类是大地上原本没有，由人类塑造的地理现象，比如说城市、聚落等，对其形成原因和规律等进行探讨；第三类是由人类利用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地理现象，比如政治、军事等；第四类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地理现象，比如赶集等，把乡村农民在传统农业背景之下的活动空间给予了界定。“这些地理现象和我们平日所说的科学的地理系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之中，它们各具特色。”韩茂莉表示。
透过历史地理的视角，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平原、丘陵、山脉、江河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景观，而是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交织融汇，甚至能够再现历史场景。如此看来，自然景观蕴含着更丰富的历史与人文意义。
“山东”概念古今不同
《大地中国》不仅勾勒出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的脉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结合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理解历史、认知世界的方式。人们在谈及地理时，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空间，而韩茂莉关注的则是基于自然地理区隔形成的文化地理。中国划分东西部的人文地理界线是她的研究重点之一，她认为无论是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胡焕庸线”，还是两千年前司马迁提出的“龙门—碣石一线”，这两条界线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实际上都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它界分了游牧与农耕区的边界，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古代国家疆域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疆域有伸也有缩。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而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即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这条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拓延的起点。”韩茂莉解释，在研究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时候，自己发现地理起到了隐形的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也被写入《大地中国》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韩茂莉讲到古时的山东、山西地理概念与如今大有不同，因此也影响到许多历史事件的理解，“古人最早讲到的山东、山西是以崤山为界，崤山所在的位置在今天河南灵宝市境内，与崤山相对的是函谷关。以这两者为界，构成了古人早期理念之中的关东、关西、山东、山西。”汉武帝为加强中央直属关中地区的版图，开展广关运动，把大量的关口向东移。原函谷关从灵宝市向东迁移到大概200里外的兴安县境内，东边的关口移到了太行山一线。此时，关东和关西的“关”就变成了以太行山上的关口，山东、山西的“山”就以太行山为界，这种状态从唐代一直到北宋前期。
“南宋时期，原有的地理划定界限地标不存在了。金王朝在今山东省境内设置了一个叫‘山东路’的行政区。这个行政区与今天的山东省从地理界限来看非常接近，但这和原有清楚的以太行山为界的地理标定界限完全不同。这时，山西还是山西，而山东就在今天的山东境内，山东、山西之间隔了河北。这是从汉代开始的一系列变化过程，所以，当我们了解了其中的地理变化，就知道当打开地图时，山东、山西之间的‘山’究竟在哪里。原来曾经有这样的山，但后来的规划不以此山为界了。”韩茂莉介绍。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王宇琦
